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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可以把看似高远不可企及的仁变得便捷易行了，而且贯通了个体从孝敬父母到仁爱他人的道德自觉和境界提升的实践路向。

摘  要：孟子提出性命之辨，性命关系成为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第二、分析此章性的两重内涵及命的多种含义。

[2]陈来，2000年：《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性命之辨中，传统性、命是作为两个相对的概念，对其加以辨别区分。（见焦循，第1067页） 仁者得以恩爱施于父子，义者得以义理施于君臣，好礼者得以礼敬施于宾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贤达善，圣人得以天道王于天下，皆命禄，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有命焉有性焉，在天是天理，命之于人是天命之性。从天的角度看，则可说是天赋予或命与万物以性，他认为这也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意义。

（见黎靖德编，第1462页）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气禀之性，命则是限制人心者。另一方面，天生的德性差异、贤愚不肖属于命，命也之命是从气禀上讲人生而具有的差别。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上，通过哲学思辨为科学试验提供超拔的梦想、可资借鉴的理念、绘制宏伟蓝图的例子不胜枚举。

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如冯天瑜教授在《明清文化史札记》中指出：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17世纪的笛卡尔和王夫之同为‘运动守恒论的先驱，而王夫之还是‘物质不灭论的先驱。具体事物毁灭了，阴阳二气却不曾有片刻止息，而是永恒运动的。正因为王夫之既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精神，又有哲学思辨上的独创见解，所以他能够对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自然观念作出批判性总结，进而实现返本开新亦即综合创新的学术目的，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学术成果。

王夫之以这三个例子说明元气不灭，尚未见有人反对。当然，王夫之只不过是从哲学层面论述了物质不灭和物质运动不灭的思想，这与西方科学家运用试验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不同，但是并不能因此就给王夫之的思想冠以粗糙原始直观等字眼。

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十分丰富，这里主要谈一下他的元气不灭思想。《素问》二火之说，以言化理尤密。这里所说的科学研究的精神实际上就是实证精神。如他认为张载关于海水潮汐等学说，不及专家之学，以浑天质测及潮汐南北异候验之之为实也。

这种反思精神在明清之际特别是在清初显得难能可贵。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已倡此论了。对比之下，中国的历家之言，或者后世琐琐遁星命之流，辄为增加以饰其邪说，非治历之大经，或者以心取理，执理论天。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

夫之所注重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宇宙？‘知识的来源在哪里？‘知识怎么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里的龙雷之火无所依附，能够独立运行，可谓自然界发展变化的原动力。

故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龙雷之火，附水而生，得水益烈，遇土则蔑不伏也。

这里，王夫之提出了西学质测之学即天以穷理和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戏论即私为理以限天，二者在方法上的对立。我认为作者尽管为他的观点作了种种论证，却终究不能令人信服。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进行深刻反思后获得的思想精华。如他说：器有成毁，而不可象者寓于器以起用，未尝成，亦不可毁，器敝而道未息也。在王夫之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凡有所论必举出证据，且必广征博引，而不以孤证自足。王夫之一生写出了逾千万字的著作，但他绝不是仅仅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读死书的书生，而是坚持践履和实行自己的所学。

所以，虽然王夫之不可能接触不到西学，但对其漠然视之，一直处于近代科学的大门之外，故而只能将他看作一个外行人。未尝有辛勤岁月之积一旦悉化为乌有，明矣。

除此之外，王夫之还多次引用 质测之学来批评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根据的其他戏论。然而，有论者认为，王夫之的元气不灭虽然可视为物质不灭的同义语，但是显得相当原始、粗糙和直观。

他指出，依据远镜质测之法，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有形者且然，况其絪缊不可象者乎。

王夫之的学问之广博，思想之精深，体系之庞大，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另外，梁启超认为，王夫之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一甑之炊，湿热之气，蓬蓬勃勃，必有所归，若掩盖严密，则郁而不散，汞见火则飞，不知何往，而究归于地。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且不说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单就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方面而言，我们不难看到他身上具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顽强探索精神。贬低王夫之自然科学知识水平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王夫之不懂科学，特别是不懂天文学。

也没有关于他像同时代的傅山那样悬壶济世的记载，但这并不影响他从哲学的高度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以及药理药性等进行反思与阐发。质测即实测，以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

也有学者认为王夫之这一思想只是逼近物质不灭，因其对物质不灭性缺乏精确的定量实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王夫之在前人认识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物质不灭思想，从而对中国古代科学认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又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包括王夫之在内的中国古人已达到了对物质运动不灭性的明确认识。

王夫之对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非无动于衷，他对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我们注意到王夫之所举的例子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与火紧密相连。王夫之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有形成也有毁坏，但在具体事物中发挥作用、没有形象的阴阳二气，不曾形成，也不能毁坏。

王夫之说：水之制火，不如土之不争而速。王夫之还说：太虚者，本动者也。

但是，在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某些专门史和科普著作中，王夫之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问题受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从而影响到对他的整个自然哲学思想体系的总体评价。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指出的，其（指王夫之）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

这绝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术问题，而是非常有必要在这里进行认真的讨论，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说法，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理解和认识船山的学术思想体系，特别是对他的自然观有一个真实且较为正确的评价。直到18世纪，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从理论阐述和实验证明两方面，将‘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定律加以科学的说明……然而，应当指出，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是在周游西欧，目睹近代化大生产，吸收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物质不灭和运动守恒原理的。